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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结构:令人好奇又费解的日本特色
发布时间:2021-06-26 04:52

  日本总让人好奇又让人费解。去日本旅游总会有暖心的小细节,但在日本生活却常常感受到冷漠,总也看不清日本人例行的微笑背后到底想什么;日本建立完整的英式议会制,但这并不能阻止世袭议员一次次进入国会,甚至近10位首相中有6人出身政治世家;日本与世界交流如此频繁,国民乃至首相却始终说着难听的日式英语;日本几乎年年有人荣获诺贝尔奖,但诺奖获得者却对日本的教育体系多有批评;日本女性择偶主张“三平”(平均收入、平凡相貌、平稳性格),但真到了相亲一定会问对方年收入。

  一进入日本社会与文化海洋,就很容易被暧昧不清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所迷惑,每个人都可以截取一部分社会现实为日本的“高素质”“匠人精神”“勤奋好学”甚至“阴谋诡计”立论,但如果想驳斥这些论调,日本社会也有丰富的反面样本以供选择。总之,想搞出包打天下的“日本人论”并不现实,甚至还会自相矛盾。

  为了深入剖析日本,西方国家在1970年代以后就有多部著作研究,常驻日本的荷兰资深记者卡瑞尔·范·沃尔夫伦就是其中一员。他与日本各界人士打了几十年交道以后,在1985年撰写《日本权力结构之谜》。他并没有完全从日本人的自我宣传或者书本知识出发,而是深入考察日本人行为模式,寻找日本人自己都很难总结或不愿总结的行为逻辑。

  “以眼还眼,加倍奉还!”看过电视剧《半泽直树》,一定会被半泽直树身上的热血与敬业感动。他面对有权有势的上司从不畏惧,遭到挫折越战越勇,一步步击败欺压自己的上司,实现最初的梦想。

  然而对于日本社会,《半泽直树》只是沃尔夫伦所谓“安全阀”。让饱受欺凌的上班族通过文艺作品发出“压力锅般的嘶吼”,总比他们在现实中真的“以眼还眼”甚至报复社会好得多。每周日晚间黄金档播出一部励志热血的中二电视剧,本质上相当于给日本上班族进行一次去除“污秽”的“仪式”。

  书中多次提到“仪式”二字,用来说明为什么上千来年有许多新思想进入日本,却始终没有改变日本。二战后,日本左翼运动昌盛,争取工人利益的呼声强烈,但左翼团体一般只在约定俗成的固定范围开展小规模游行,甚至会主动与破坏法律的激进派划清界限;明治维新期间,日本解除300年的基督教禁令,但日本主流仍与基督教保持距离,基督教对现代日本的影响,只是让新婚夫妇愿意身穿婚纱进入教堂,说两句“IDO”;16世纪的战国时代,日本大面积引入葡萄牙火绳枪装备军队,但这并未启动军事革命或工业革命,只是为弓箭找到替代品而已。甚至于追溯到日本刚刚接纳佛教的时代,佛教并未替代本土的神道信仰,双方只需要妥协即可——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的化身,信佛信神乃是同一件事。

  日本应该是保守主义者最喜爱的国家,每一种新思想的诞生与传入都不会妨碍旧思想的存续。多少年过去,等到新思想不再新,会以某种形态成为日本社会的组成部分,大家都严守一条看不见的界限,不越雷池一步。即便在本书发布后30多年新崛起的群体,比如沉浸于动漫、游戏等虚拟世界的“御宅族”也逐渐成为另一项“传统”,有着属于自己的仪式与活动范围。正面来说,日本保留着来自全世界的多元文化,并把这些文化当作本国文化一样珍视,实现“君子和而不同”;但反面来说,任何崭新思想都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日本,“反叛”逐渐沦为仪式,形成一个又一个活化石。

  沃尔夫伦提到,日本虽然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,但“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被这个系统出于自身的考虑加以吸纳和管理”,甚至“举不出对政治秩序进行不断反抗的先例”。每一个群体或许最初都想打破既有权力系统,但在得到一定程度的容纳后,他们也都形成新的利益集团,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生存。新成员不但不会攻击系统,反而会与系统之间遵守“以和为贵”的原则。

  “和”是日本社会最核心的追求,甚至于日本民族都以“和”自称,乃至有了“和服”“和食”“和魂汉才”(具有汉学功底的日本人)这些词语。但日语的“和”已经从汉字本意一路延伸下去,变成许多词语的混合体,比如秩序与服从、包容与成熟、一致与妥协。

  关于“和”的讨论也贯穿《半泽直树》以及背后的真实故事。第一部故事里,半泽直树反叛不公正的银行体制,强迫仇人上司大和田常务跪地道歉,达成目的却破坏和谐,于是被银行放逐出去;第二部里,半泽直树与大和田两人虽然依然骂骂咧咧,但事实上和解,共同对抗更大的敌人。故事的最后,所有不公正的势力全部消除,半泽直树被破例提拔为东京中央银行行长,故事走向大和谐的结局。就在《半泽直树》第二部热播后的2020年12月,东京中央银行的原型——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破例提拔一位名为半泽淳一的新行长,而“半泽行长”正与《半泽直树》原著作者池井户润同年进入银行。

  或许是巧合,但赶在《半泽直树》热播的时点破格提拔“半泽行长”,自然会让人觉得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像剧中的东京中央银行一样,能消除旧弊、改革维新。《半泽直树》的热血不仅是上班族的“安全阀”,也可以被传统势力用作无形的广告。最初的反叛,最终成为追求“和”的一种仪式,这也是两千年来日本土地上不停发生的事情。

  我在写作《明治日本建构史》时,经常会发现一个恼人的问题,那就是明治维新的任何一个事件,似乎都找不到唯一的决策人物,大部分决策都在混乱而无序的状态下完成。的确,明治天皇是名义上的最高君主,大久保利通缔造官僚体系,伊藤博文缔造宪法,西乡隆盛与山县有朋缔造军队,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:“这段时间我可以乾纲独断。”

  乾隆皇帝曾说“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”,于是许多人对于同文同种的日本也抱有类似期待,觉得日本的各项决策一定会有核心。然而,日本的权力系统既然不会彻底消灭既有利益集团,而且每个集团都拥有一定生存空间和话语权,久而久之就形成“去中心化”的决策传统。用日本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的总结:“不明确地共同承担责任是更好的做法,这么做就没办法找出哪个人,让他承担起作出决定的最终责任。”

  个人感觉,“集体不负责制”的决策应该让驻日30多年的沃尔夫伦吃过很多苦头。在他卷帙浩繁的论述中,不少篇章都在吐槽日本的行业协会、农协、消费者协会、工会、黑社会以及各类形形色色的组织如何影响日本最高决策的过程,甚至感叹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这些战国英豪为什么没能扭转日本的决策传统。非常遗憾,如果这位荷兰记者能熟练掌握日语,他就能从日本史书里找到一把更能理解日本权力结构的钥匙:“权门体制”。

  “权门”是日本中世史术语,形容拥有一定特权的贵族集团,可以类比为魏晋南朝的士族门阀。不同的是,“权门”并不是指某个地区的豪强,而是指国家层面统领某个垂直领域的贵族集团。总体来说,日本中世分为“公家”(行政)、“武家”(军事)、“寺家”(宗教)三个垂直领域,职能互为补充、互不干涉,每个垂直领域都通过血缘或师徒纽带独立开展生产、组织人员,完成独立的目标,这也就是所谓“权门体制”。

  史学理论中,“权门体制”只涵盖12世纪平安时代末期至16世纪战国时代的日本政治体制,但从实际来看,“权门体制”的遗产却影响至今。毕竟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简单分类为行政、军事、宗教,科技爆炸让新兴事物愈发专业,垂直领域的专业化必然会越来越强,甚至于形成通过血缘或师徒纽带代代相传的“权门”。正面来说,这是亚当·斯密强调的分工协作的典范,是欧美自由主义倡导的精英治国的代表;但负面来说,每个“权门”却可以肆意垄断垂直领域的控制权与解释权,随意扩充管辖权的范围,将许多新兴事物纳入“权门”控制。

  书中提到诸多有趣的例子,比如外务省与通商产业省争夺海外贸易管辖权、通商产业省与邮政省争夺信息网络管辖权等等。不过,二战迷一定会想到一个更经典的案例,那就是二战日本陆海军的内斗。陆海军不仅争预算、争人才,各自也拥有独立的军事技术体系,并向对方严格保密,他们不仅深耕自己的领域,还经常伸手到对方“领地”,因而有了“陆军造航母,海军开坦克”的奇景。

  “权门”遍布日本每一个重要的垂直领域,那么日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就成为一个调停角色。“权门体制”盛行的日本中世,天皇是一个授予官位、调停矛盾的角色;而到了现代,日本事实上的最高权力者——首相也只能充当类似角色。

  书中多次提到,日本首相的实权比起西方国家领导人要弱了许多。为了加强首相力量,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大刀阔斧改革官僚体系,试图把日本首相权力扩充到美国总统的水平。30年后的如今,一部分官僚主义痼疾确实遭到剔除,日本官僚随随便便“空降”企业拿高工资的情况有所缓解,高级官僚的人事权起码在名义上也由首相定夺。但与此同时,政治家、医学、高级手艺人与演艺人员等高收入的垂直领域依旧由“权门”把持,乃至于日本普通人日渐适应“青蛙的儿子还是青蛙”(日本谚语,类似“龙生龙凤生凤”)的现象,愿意承认这可能是日本“民族性”的象征。

  本书最可贵之处,就是作者沃尔夫伦虽然热爱日本文化、生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,但他并不像1979年傅高义的《日本第一》那样盛赞日本的独特性,也不像1982年查莫斯·约翰逊的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》那样总结出“日本模式”,而是审视日本如何用日本独特的文化构建权力,贯穿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生命。

  日本文化到底什么样?稍有了解一定能给日本贴上一些文化标签,正面如忠诚、精致、和谐,负面如冷漠、野蛮、暴虐。这些文化标签可以看作日本人过去行为的总结,但同样也形成一整套“日本精神”,限制日本人面向未来的行为模式。一旦日本社会认同这些文化标签,那文化就不再是文化本身,而会成为法律之外的意识形态。“日本精神”主张勤奋,那么下班后就必须加班;“日本精神”主张忠诚,那么跳槽就仿佛大逆不道,甚至跳槽后依然会被人说闲话;“日本精神”主张和谐,那么为上班族出气的《半泽直树》最终也要回归正统。

  日本常利用半官方的文化产品塑造“日本精神”,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“武士道”。1899年旅美日本作家新渡户稻造用英语创作《武士道》一书,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系统性介绍日本武士精神,也为日本武士确立起忠诚、勇武、果断、一死求荣誉的形象。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,翻译回日文版以后立刻成为半官方的意识形态教科书,让许多日本青年有志于继承光荣的“武士道”,并最终走上战场、成为炮灰。

  但问题在于,历史上的日本武士与《武士道》的描述相差甚远,大多数武士既不忠诚也不勇猛,更不果断,甚至会为了蝇头小利、繁文缛节而大打出手,尤其是15世纪至17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,背信弃义、攻杀主君的“下克上”行动反而是主流。正如当时著名武将藤堂高虎所言:“武士若不换七次主君,便称不上武士。”毕竟只有换过很多次主君才能磨炼自己的武士之道,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主君,获取更高的荣誉。

  而且,《武士道》一书最初面向西方世界,因而大量引用欧洲骑士的案例,意在表达日本武士道与欧洲骑士精神有所类似,阐述“日本是另一个欧洲”的观念。如此一来,日本就能洗脱“东方国家”的色彩,以“东方欧洲”的形态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,事实上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也是这本书的重要推荐者。某种意义上,《武士道》一书既是日本教化后人的教科书,也是“脱亚入欧”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,而历史上的武士究竟是什么样子,反而不再重要了。用文化创作定义“日本精神”,再塑造政治环境,进而说服全世界接纳,这种套路让日本政治与文化互为表里,难舍难分。

  《日本权力结构之谜》出版后30多年,日本确实发生许多变化:经济增速不再迅猛,年轻人不再追求奢华与享受,社会意识趋于“小确幸”和“断舍离”,强调“不做第一也可以,我们本来就是最特别的唯一”。正因如此,新时代的“日本精神”也不能再以东京的摩天大楼和大工业化为象征,而要以京都的典雅精致、白川乡的自然古朴为象征,这就需要平实而淡雅的古典文学作品来表达。

  就在2019年,日本政府从本国第一部诗歌集《万叶集》“初春令月,气淑风和”一句选出“令和”二字作为年号,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从本国典籍而非中国典籍中选出的年号,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特别提到:“悠久的历史与芬芳的文化,四季交替的美丽自然,日本这种国家形象应牢牢传承到下一个时代。”“(年号)贯穿我国近1400年的历史,不仅融入到日本人的心情,也支撑日本国民在精神上形成一体。我衷心希望新的年号能广泛为国民所接受,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生活中。”安倍晋三也像他的前辈一样,把这种来自文学作品的“日本精神”上升到社会意识的层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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